拉瓦锡之死

中华记闻

拉瓦锡之死  此外,拉瓦锡还曾在政界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对此,他曾感到负担过重,曾多次想退出社会活动,回到研究室做一个化学家。然而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当时,法国的国情日趋紧张,举国上下有如旋风般的混乱,处于随时都可能爆发危机的时刻。对于像拉瓦锡这样大有作为和精明达识的科学家的才能也处于严重考验的时刻。

拉瓦锡不论在何处都像是一棵招风的大树,因而雷雨一到也就是最危险的。最初的一击是来自革命的骁将马拉(J.P.Marat)之手。马拉最初也曾想作为科学家而取得荣誉,并写出了《火焰论》一书,企图作为一种燃烧学说而提交到了科学院。当时做为会长的拉瓦锡曾对此书进行了尖刻评论,认为并无科学价值而被否定。这样可能就结下了私怨。马拉首先叫喊要“埋葬这个人民公敌的伪学者!
在这块天地里,科学似已无法容身了。一切学会、科学院、度量衡调查会等,实际上所有的法国学术界都面临着存亡的危机。甚至还听到了这种不正常的说法,认为“学者是人民的公敌,学会是反人民的集团”等。在此情况下,拉瓦锡表现得很勇敢。他做为科学院士和度量衡调查会的研究员,仍然恪守着自己的职责。他不仅努力于个人的研究工作,并为两个学会的筹款而各处奔走,还有时捐献私人财产做为同事们的研究资金。他的决心和气魄,成了法国科学界的柱石和保护者。
但是,在想不到的地方却潜伏着恶敌。他就是化学家佛克罗伊(Fourcroy, 1755~1809)。他本人也是科学院的院士,曾经是一位很早就同革命党人的国会有着密切联系,并对科学院进行过迫害的神秘人物。他在危难之际,也曾在多方面受到过拉瓦锡的保护,但是却反而施展诡计企图解散科学院,直到最后动用了国会的暴力而达到了目的。这样,在1793年4月,这个从笛卡儿、帕斯卡和海因斯以来具有百余年光荣历史的科学院终于遭到了破坏(直到1816年巴黎的科学院才又得到重建)。
这时,拉瓦锡做为最后的手段是通过教育委员会向国民发出呼吁。他指出,做为教育界的许多元老,曾经为法国的学术繁荣而贡献了毕生精力,然而现在他们的研究机关被剥夺,衣食的来源被切断,宝贵的晚年受到了贫困的威胁,学术处于毁灭的边缘,法国的荣誉被玷污了。这样,如果学术一旦遭到毁灭,恐怕就是再经过半个世纪也难以再得到恢复了。他虽然这样提出了警告,结果是仍然无效。
1768年,在拉瓦锡成为法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的同时,他当上了一名包税官,在向包税局投资五十万法郎后,承包了食盐和烟草的征税大权,并先后兼任皇家火药监督及财政委员。1771年,28岁的拉瓦锡与征税承包业主的女儿结了婚,更加巩固了他包税官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中,拉瓦锡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对象。
拉瓦锡虽很少参与波旁王朝的横征暴敛,但包税官的身份还是激起了激进群众的愤怒,他不懂得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而在新的激进政府通令他们“清算帐目”予以交代之后,拉瓦锡和他的同僚们却担心被没收财产而东躲西藏,从而激化了矛盾,也给佛克罗伊之流提供了中伤的机会。但是,拉瓦锡在大革命时期也为新政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如设计城市照明、制定农业改革方案、并参加了新政府主张的“改革旧度量衡制,创造新的国际通用单位”工作,担任改革委员会委员,他进行了蒸馏水比重和铜、铂热膨胀系数的精确测定,确定了质量单位“克”和长度单位“米”。
1793年11月28日,包税组织的28名成员全部被捕入狱,拉瓦锡就是其中的一个,死神越来越逼近他了。
不久,度量衡调查会的6名研究员被开除了,其中也有拉瓦锡。
学术界震动了。各学会纷纷向国会提出了赦免拉瓦锡和准予他复职的请求,但是,已经为罗伯斯庇尔领导的激进党所控制的国会,对这些请求不仅无动于衷,反而却更加严厉了。1794年5月7日开庭审判,结果是把28名包税组织的成员全部处以死刑,并预定在24小时内执行。

拉瓦锡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人们虽然在尽力地挽救,请求赦免,但是遭到了革命法庭副长官考费那尔(J.B.Coffinhal)的拒绝,全部予以驳回。他还宣称,“共和国不需要学者,而只需要为国家而采取的正义行动!”
第二天,5月8日的早晨,就在波拉斯·德·拉·勒沃西奥执行了28个人的死刑。拉瓦锡是第四个登上断头台的。他泰然受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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